2024年10月18日上午10点，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徐上副教授在经济学院305会议室做了题为“可再生能源是“资源诅咒”还是“资源祝福”？——来自光伏发电的证据”的讲座，此次讲座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长聘副教授季曦主持。

主讲人：徐上副教授

       资源驱动型经济发展是一个经济学上的经典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会阶段性地依赖资源禀赋。从贸易上来说，资源禀赋对于经济发展是有利的；然而在现实当中，却存在一些国家尽管没有资源禀赋也可以相对快地发展的现象，由此引发了“资源诅咒”和“资源祝福”的争论。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聚焦于“资源诅咒”问题并给出了可能的解释和有力证据，然而这些宏观与微观层面的研究大都聚焦于不可再生资源。徐上副教授的研究则从光伏发电这一重要可再生能源的角度，对“资源诅咒”与“资源祝福”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传统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存在许多区别：传统能源会对环境造成污染，而可再生能源更加清洁、具有正的环境外部性；传统能源的开采成本随着能源的利用而越来越高，可再生能源则是初始设备投入成本高、后续维护成本低；可再生能源受天气影响，比传统能源更加不稳定；相比传统能源，一些可再生能源（例如光伏发电）会占用更多的土地资源。基于以上特点，徐上副教授从经济和福利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光伏发电的影响。

       徐上副教授参考了Rosen-Roback的空间均衡模型刻画中国光伏发电的发展过程中的土地利用问题。在该模型中，由政府垄断的土地可以用作光伏发电、居民居住、企业生产三个用途，政府基于自身目标函数来决定土地的用途。他进一步详细介绍了模型的主体部分，即居民间接效用函数、企业生产函数、住房市场供给函数以及政府目标函数。在比较静态分析中，徐上副教授得出了三个表达式，分别是光伏用地变化对总产出的影响、人口变化与效用水平的关系、居民福利效用的表达式。然后，他使用2005-2019年中国的4500余个集中式光伏发电厂的数据，开展了县级市层面的实证研究。徐上副教授根据光伏发电厂的装机容量测算其土地占用的面积，结合发电厂点位信息与事前遥感数据判断光伏发电厂的土地占用类型；他采用双向固定效应DID的实证模型进行了基准回归，并进一步结合土地交易数据、生产效率的间接数据、电力供给数据等进行了机制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光伏发电平均降低了2.7%的地区GDP；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光伏发电厂建造在了土地机会成本较高的硬化地面上；光伏发电提高了居民居住的舒适性资源水平从而提高了居民福利。

       徐上副教授进一步开展了一系列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占用土地的坡度越高则GDP受到的负面影响越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工业化发展程度越高则GDP受到的负面影响越大，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地区GDP受到的负面影响越大，上述异质性分析结果也印证了基准回归中关于土地机会成本的结果；而农业与服务业没有表现出受到光伏发电土地占用的负面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光伏发电的环境正外部性使得正负影响有所抵消。

讲座现场

       讲座过程中，与会师生就光伏占用土地的价格、政府目标函数的偏好等问题与徐上副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研讨。讲座在一片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