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严峻的脆弱自然生态环境形势，同时应公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强烈需求，中国政府启动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生态恢复和重建活动。目前，中国正在实行的生态建设项目有：六大林业重点项目、黄河、长江等七大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荒漠化治理、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的建设。 11月21日晚，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国际农村发展中心主任、中国农村社会学会副理事长 李小云 教授为我们介绍中国流域补偿的发展历史和现状。 　　李小云教授曾以高级发展专家的身份受聘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欧盟、德国和英国等多边、双边和非政府组织。 1996年，李小云参与欧盟中国云南红河扶贫与环境改造项目，并担任欧方专家组组长。对这个项目，李小云感觉到，那些地区确实贫困，绝对贫困状态的人较多，70% 以上的人处于贫困线以下，30% 的人几个月没有粮食吃，其他像交通难、上学难等问题更是普遍现象。他们无法也不应该再为流域生态环境服务无偿做出牺牲，同时，他发现挪用、占用生态补偿款的现象时有发生，需要一个机制来确保补偿经费用在农民身上。 　　我国流域生态环境服务交易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演变，形成了多种交易类型和交易方式并存的局面。总的来看，我国的流域生态环境服务交易类型经历了从政治运动到经济激励、从国家供给到地方供给、从公共组织生产到私人承包的转变。当然，这些转变不是一种交易方式取代另一种交易方式，而是各种交易方式的并存，形成了目前以国家供给为主，公共组织生产占优势，私人承包及其他市场机制共同发展的交易体系。 　　李小云教授介绍，各种交易类型的发展深受国家、地方制度安排的影响，同时各种交易类型的发展反过来影响了现有制度安排的变化。当然，由于我国的生态建设主要是由政府来推动的，因此交易的不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政府的行政能力而不是市场的机制。“例如退耕还林工程，从层层布置、层层检查，验收平田整地、验收林种和苗木质量，预防虫害，验收成活率、丈量土地到发放粮食，政府始终作为一个直接参与者，整个的工程处于缺乏内在力量促动的非市场化状态。” 　　李小云教授在讲座一开始就指出，近年中国生态建设步伐加快的基本背景是中国流域森林生态服务商品化进程加快。这种商品化进程加快的原因，在于环境破坏造成的森林流域生态服务的稀缺性增加，并进一步导致消费者偏好的改变，也就是公民对森林生态服务的需求增加，支付意愿相应增加。政府启动大规模生态建设工程正是顺应了这种需求的增长，以公共财政资源来购买 / 鼓励森林流域生态服务的供给。另一方面，政府之所以有能力启动这些工程，是因为中国近 20 年的经济增长和公共财政资源的增加大大地提升了政府的支付能力。所以说，中国近年森林生态恢复和重建工作的大规模开展，是公众对森林生态服务的支付意愿和政府的支付能力同时增长的结果。 　　至于影响我国生态流域补偿制度的因素，李小云教授主要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农业政策两个主要问题。 　　对于生态环境建设而言，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使得国家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产品市场贸易扩展到全球范围，资源配置延伸到全球。同时在国际公约方面的全球化日益明显。因此，全球化对于我国的生态环境建设不仅在技术和资金方面都可以利用全球的资源，同时随着中国逐步加入国际环境公约，不仅在法律制度方面，而且在实际环境保护方面兑现其国际承诺。 　　长期以来，中国农业政策与生态建设政策割裂开来，农业政策的制定始终未能把生态建设放在重要的地位，生态建设政策只是政府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策略选择和权宜之计，它在财政压力越来越大又受到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政策反向激励的情况下，越来越具有不可持续性。自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国粮食政策始终围绕着粮食安全目标。政府为确保粮食安全，重点从耕地、主产区和种粮农民三方面着手制定政策。然而，这些政策与政府的生态建设工程出现矛盾和冲突，对 “退耕还林”、“退耕还草” 等由政府推进的生态服务补偿制度产生了很强的负作用。 2004 年以来，“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的计划开始收缩，这一波动表明中央政府在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之间仍未找到一个长期性的战略选择。 　　“环境发展要与经济发展并进，前面是从未有过的挑战。而我们也必须勇于探索！”李小云教授郑重强调。讲座结束了，然而李教授的声音对于关心中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人来说，仍然言犹在耳。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的“环境与人类发展系列讲座”将继续追踪环境与发展领域的最新政策和学术动态，欢迎大家与我们共同关注。 （CHEDS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