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下午两点，马里兰大学的Maureen L. Cropper教授为我们带来了“环境与发展”系列讲座本学期第一讲。在世界银行工作的Cropper教授为北大的同学们仔细解读了空气质量控制在美国和中国的价值前景和操作路径。 　　Cropper教授首先谈到了环境政策的力量：曾经工业污染严重的美国的空气质量转折性改善就始自1970年和1977年的清洁空气法案。法案执行后，PM、NOx、SO2等主要污染物降低了40%-75%不等。 　　到了九十年代，空气污染又面临新的形势。超过1亿的美国人生活在臭氧含量严重超标的空气中。从能源工厂排出的二氧化硫造成了酸雨和烟尘。 　　1990年制定的清洁空气法案修正案决心再次挽救美国的空气。它旨在通过控制反应促进物NOx和VOCs降低臭氧含量。并在1985年的水平上将SO2排放减少一半。 　　这些目标是怎样制定出来的呢？美国政府大笔地花纳税人的钱投入环保，是合理的投资么？ 　　Cropper教授介绍说：在美国，健康收益是建立空气质量标准的基础。每年，所有成本超过＄100，000，000的政策都要经过成本收益分析。在空气污染规则的成本收益分析中，将空气质量收益化之后，健康收益占了90%。那么健康收益是怎样测算的呢？ 　　Cropper教授给出了三个步骤： 　　步骤一、测定六类标准空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包括规则制订前的和规则确立后的。 　　步骤二、确定区域空气污染的水平。 　　步骤三、计算地区非正常死亡率、畸形率的减少。 　　这些工作看似简单，但只有对所有的主要污染源进行彻底地分析，才能得出很精确的成本收益结论。 　　PM等污染物每降低一定量，30多岁的人的死亡就会降低23000例。PM每降低一定量，慢性支气管炎就能减少20000例，臭氧减少一定量，慢性哮喘将减少7200例。纳入测算的还有因呼吸道疾病、心血管疾病住院的病人、轻度疾病等。 　　而每减少一例死亡，节省的支出就达4，800，000；每例慢性支气管炎的减少则会节省260，000。……按照这些方法计算下来，就可以大概地知道减少每一种空气污染物所带来的收益了。 　　在诸项数据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过早死亡的减少。在此方面每1$的投入都能带来显著清晰的健康收益。PM10年间平均含量每1微克的降低就意味着总死亡率4%的减少。而每例死亡造成的损失在2001年已经达到了$6，100，000。 然而，关于死亡率，却仍有争议的声音，有人认为每个生命的价值测算得太高了，另外大部分被挽回的生命都在65岁以上了。 　　事实并不是如此，Cropper教授指出，姑且不论30-65岁间的人被挽救的概率并不小，生命的价值应该因为年龄而改变么？教授的问题引起了在座者的深思。 　　教授话题一转，离开了伦理学的讨论，转入了可实行性的经济分析。每个人都愿意也有能力花钱使他的死亡风险减少一点。假使一个人愿意为他未来一年的死亡风险减少万分之一支付$500，有10000个人支付的钱就能够拯救一例因污染问题导致的死亡。死亡也在事实上得以避免。不单单是死亡，污染的危害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