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晚，“环境与发展”系列讲座的第十三讲邀请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级巡视员，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研究会理事、副秘书长别涛博士，在图片和叙述中为到场师生们回顾和评估了中国环境法规政策在执行中的状况和影响，讲述了一幅幅触动人心的图片背后的环境法规的变迁故事。

　　“环境问题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政治问题，还是个国际问题。”“在国际上，中国的问题过去是意识形态问题，现在是人口、贸易、环境问题。”别涛博士从分析环境问题的性质入手，为在场的师生们把住了环境法规变革的脉搏。“环境问题处理不好，不仅威胁到经济发展，还会影响社会稳定和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的环境问题，在很大成分上需要政府的直接调整和干预，也就是环境法规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环境问题中，受害最严重的往往是社会最底层的群体。我们的法律不给他们支持，社会稳定从何而来。”别涛博士为我们展示了许许多多环境恶化的图片：地下水枯竭造成的十几公里的长缝，漫天黄沙中全副武装的人们和兜售纱巾的小贩，化工厂爆炸后戴着防毒面具的市民。别涛博士把ppt停在了显示水质污染的几张图片上，“water or blood?”、“water or ink？”几个语句触目惊心，更令人揪心的是图片上农民的表情：面对各种诡异颜色的水，农民们的悲伤、愤怒、绝望远远比“欲哭无泪”沉重得多。“水质量有一、二、三、四、五类，但现在还有劣五类，劣五类的水比茅坑还脏。”别涛博士沉重地说：“就是这样的水，农民没水喝还是会喝。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养鱼的农民，换水、投喂、一年的辛劳，上游一污染，就全完了。有一个渔民因为污染的事曾经打官司打了12年。我们的民事法律体系以谁主张谁举证为主，就造成了这种局面。农民没有专门的知识、也没有能力和财力进行取证，面对强势的污染企业，他们的利益屡屡受损，不甘沉默又只能沉默。现在环境污染的举证责任转移到了污染企业，由它来反证自己没有污染行为，或者它的污染行为与农户的损失没有因果联系。”别涛博士举例说明了法律的力量。

　　“环境污染永远是少数人收益大多数人受害。老板赚大钱，工人赚很少部分，当地的老百姓长期受害。”酸雨区占了我国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但分布在我国西南部和东南部，正是人口密集的地区，二分之一以上的人口都深受其害。

　　河南项城，皮革加工工业发达，鞣制皮革的化工材料含铅、汞等，10多块钱进的生皮，加工之后20多块卖到香港，加工成皮衣后又2000多元卖回内地。一件2000多元的皮衣，我们的加工厂就赚了10多元钱，污染却永远留在那里了。“项城现在打井打到60多米，打出来的都是黄水。一河都是蛆，河就像茅坑一样。平原地区的水库又蓄不了多少水。一次暴雨，蓄了多少年的污水暴涨一片，流到哪里污染到哪里。”就是这样的工厂，地方政府还要保护，因为经济就是政绩。“要是不把修污水处理厂也变成政绩，是没有人愿意修的。”

骨瘦如柴，卧以待毙、拿着矿泉水瓶的污染受害者的照片出现在大屏幕上。“这张照片我们给总理看过。”别涛博士说。接下来大屏幕上出现了一群面色焦黄的人，他们跪在工厂外，举着牌子：“要生存，不要污染” 别涛博士说：“长此以往，社会稳定必然不复存在。”而我们现在政策法规还要等到闹出了人命，才能发挥作用。随着政府认识的转变，我们的政策也在转变。别涛博士说：“我们的绿色GDP，就是环境政策调整的一个步骤。”

　　除了社会稳定问题，环境问题还牵扯到国际形象和睦邻关系。中石化的吉林化工厂爆炸，造成了松花江严重的苯污染。松花江的水流向渤海，俄罗斯抗议自己的取水口受到污染，日本、韩国认为自己的沿海环境受到影响，美国也举出西太平洋环流，要求中国负责自己的损失。不仅如此，“恐怕中石化的老总想都想不到的，它的车间爆炸还引起了中俄的领土纠纷。”俄罗斯要求在中国境内修坝来解决俄罗斯取水口受到的污染。中国坚持独立修坝，俄方却认为中国的修坝方案会改变河流的流向，河流冲积会造成俄罗斯的领土损失。一时僵持不下。“闹出这么大的乱子，中石化付出了什么代价呢？只有一百万。一百万，对中石化来说是九牛一毛。”这反应出我国环境处罚法规和政策的缺失。

　　而现在，面对着“友好邻邦”的责问，面对着国际公约的约束，面对着国内可持续发展的危机，面对着社会稳定的威胁，我们的环境法规必须重视企业环境行为的国家责任、重视国内开发活动的跨界环境影响、重视环境损害赔偿法律机制的完善、重视通报、磋商及和解、调解等规则，与国际的惯例接轨、与人民的利益协调。

　　别涛博士在讲座最后说：“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必须要对人民负责，也要对国际社会负责。而在环境问题上，我们现在还做不到这一点。”环境政策法规的变迁是一个政府认识的调整过程，是一个各方利益协调的过程，是中国社会走向公平走向稳定的过程，也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过程。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的“环境与发展”系列讲座将继续追踪环境与人类的发展，希望有识之士与我们一路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