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在黄土高原上的甘肃会宁出了一个新闻人物，这个新闻人物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城镇居民，因为她的那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波及全国的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场旷古未有、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运动在中华大地上绵延了20余年，全国近2000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祖国各地都留下了下乡知识青年的身影和足迹、理想和追求、青春和汗水、欢乐和痛苦、光荣和梦想。他们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在锤炼了意志的同时，那段经历在他们的心灵上留下了一道永远也抹不去的伤痕。贫穷的会宁也因为首创了城镇居民上山下乡和王大娘的那句话一夜之间在全国出了名。

 

　　王大娘名叫王秀兰，1915年生，会宁县五十铺河西坡（今甘沟乡）人。王秀兰是一个家庭妇女，没文化不识字，39岁丈夫去世后一直含辛茹苦的抚养几个孩子。她心地善良，为人正直，经常帮助亲朋好友，与乡邻们相处的很好。1965年王秀兰当选为会宁县城关镇枝阳巷居民组长，工作积极，吃苦耐劳，经常积极参加街道居民的公益活动，一有空闲就帮助县面粉厂抖扫面袋，从来不要一分钱，经常义务积肥，无偿支援农业生产，“文革”中她被树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1968年5月会宁县城关镇召开城镇居民上山下乡动员会，她作为居民组长，首先响应号召，表示要带头下乡。当时50岁的王秀兰在动员其儿媳下乡时说：“贫下中农在乡下劳动，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我们也有两只手，为什么一定要住在城市里吃闲饭，靠别人养活？”这个动员会开罢不到10天，她就带领全家人到当时的河畔公社九二大队四百户生产队(现白草原乡一带)安家落户,参加集体农业生产劳动。   

 

　　在那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的年代里．城镇居民下乡参加农业生产，自然是一件特大的“新生事物”。王大娘带领儿媳下乡落户的事迹在会宁县立即被作为典型，号召全县居民学习。后来王秀兰的事迹为什么会传遍全国，并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呢？这件事情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上山下乡”运动的产生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渊源的。五十年代初期，新兴的共和国刚从连年的战争环境中走出来，工业、手工业、商业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城市的就业水平只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1953年，我国经济建设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新阶段，在这个工业经济起飞的关键时期，却面临一个尖锐矛盾：一方面教育事业发展较快，但规模、结构不尽合理，中小学生入学率虽较高，而高等教育的发展却不能满足他们的升学要求，一部分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凸现出来，且愈来愈突出，1953年，全国小学毕业生260万人，而初中所能容纳的学生却十分有限；另一方面，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农村又需要大批的劳动力，尤其需要有文化的知识青年。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社论，要求各地积极帮助青年人转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这是第一次比较明确地向知识青年提出下乡的号召。接着，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上批语：“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 9月4日，毛泽东在另一篇文章批下了后来被广为宣传的名句：“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在《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特别写上了一条：“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下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从上述历史背景看，五十年代中期出现的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固然有解决城市就业难题的一面，或者是说解决当时的“粮食短缺困难”问题，而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当时的决策者急于要加快改变当时农村的落后面貌，解决农村缺少文化的现实问题，争取“几年之后，就可以扫除一亿多文盲。”（见共青团历史大事记.1955年）也是较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开始精简下放城市和企业人员，知识青年下乡的事情再次被提出来。“大跃进”运动受挫，全中国有2600万人被精减下放，中国形成第一次人口倒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又一次被提上中央的议事日程。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在1962年作出了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1958年~1965年之间，尤其是六十年代初的城镇居民下放，完全是源于三年自然灾害引起的当时的国民经济极度困难，而三年自然灾害则祸起千军万马大炼钢铁、盲目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即当年所谓的“三面红旗”。进入60年代，为了纠正严重的“左”倾错误，解决因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的突出困难，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动员和组织知青上山下乡也是其中的措施之一。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纲领性文件。196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为此发布了通知。从此，上山下乡被列入党和国家重要的日常工作范围，并在全国有计划地展开。这一阶段由于政策适当，步子稳妥，工作进展比较顺利，1962年至1966年5年内全国共有129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时中央再次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为经济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方针，其深层原因是为了从根本上加强农业，直接原因是当时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造成了经济形势恶化，城乡人口比例失调，加强农业、增产粮食、大规模压缩吃商品粮的城镇人口成为当务之急。

 

　　后来又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山下乡被称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要途径，抹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斗争和防止修正主义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964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知识青年要和工农群众变成一体》的社论。毛主席、党中央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把上山下乡运动促成高潮，可能有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全国成立革命委员会后，红卫兵历史使命结束，就需要动员他们到农村去；而中苏关系紧张，为了备战，动员城市里的人到农村去，可能也是一个因素。”

　　

  和全国的形势一样，会宁县早在50年代就开始推行城镇居民上山下乡,1956年在对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以“加强农业”为由，把385户从事商业、服务业、饮食业和100户从事手工业的城镇居民的户口转到了农村，使历来比较繁荣的会宁县城突然变得萧条了。尽管这样，动员城镇居民下乡的措施仍在实施，从1958年至1966年9月间，又有170户770人下乡到农村去。

 

　　1968年4月，会宁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县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在“要把会宁变成黄土高原上的一面红旗”的思想主导下，以“支援集体农业生产”为名，开始了驱赶城镇居民下乡落户的工作。到1970年5月下乡居民达527户2561人，占当时被动员下乡的居民总数的89.3％，加上以后几年零星下乡户数和外地下放到会宁落户的137户647人，“文革”期间，会宁共有704户3856名城镇居民到农村落户，安置在全县22个公社362个生产队。由于采取了极左的手段，会宁在推动城镇居民上山下乡方面成绩突出。1968年9月,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时任甘肃日报社军管会组长顾立清派《甘肃日报》驻定西记者站记者马占海到定西地区了解城镇居民上山下乡的情况。 马占海在会宁县掌握到几个事迹比较突出的人,逐一进行了采访。其中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王秀兰,儿子在外当工人,家里只有她和儿媳妇,当他问王秀兰对上山下乡有何感想时,王秀兰不假思索地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王秀兰这句也许不经意的话正好切中了他此次采访的关节点。于是,他在稿子中把王秀兰作为一个重点来写,并突出了她这句有点睛作用的话。 顾立清一看到马占海的稿子就感到不错,觉得王秀兰说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既朴实,又深刻,很有感召力,于是,他精心对稿子作了修改,加了编者按。1968年12月8日,《甘肃日报》在头版右侧,以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了没有署作者名的消息,标题的引题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他们说——”,接着是主标题“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报道中说，“脱离生产劳动的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是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对会宁县城部分居民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

 

　　稿子登出来第三天晚上,新华社电话打到甘肃日报社,说毛主席看了这篇稿子,认为很好,并要求核实稿件是否属实,顾立清肯定地回答:“绝对真实。” 一篇看似普通的消息稿,为何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呢?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喊着“造反有理”口号的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兴起，到了1968年中期，已经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各大中学校派系林立，武斗不断，各级政府均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文化大革命”的内乱造成了经济的停滞，正常的教育秩序遭到破坏，到1968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六六、六七、六八3届高中毕业生共400多万人呆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毛泽东于1966年11月25至26日在北京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后，已感到厌倦。考虑到红卫兵在“文革”中虽然有敢闯、敢干、敢造反的精神，但由于自身单纯、无知、好奇、冲动的特点，并没有按照他的想法和步骤去行动，特别是很多时候被林彪所利用，出现了失控，而又无奈的局面，给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很多副作用，从此，对青年学生及其组织的红卫兵他不再信任了，转而决心依靠工人阶级搞“文化大革命”了。时间到了1968年下半年，虽然“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但全国的大学、中学依然在停课闹革命，一些“革命小将”到处滋事生非，全国各地一直处于混乱之中。为了改变红卫兵运动的无政府状态，毛泽东准备给红卫兵运动急刹车，据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推开以后，他一直苦于找不到可以用来引路的典型，使他的战略部署得不到顺利地贯彻执行,当刊登着《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甘肃日报》放到他的案头后,他眼前一亮,立刻要求核实这篇文章,然后转发全国。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由新华社转发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并加了编者按。据说“城”字后面那个“市”字,是毛泽东亲自修改时加上去的。在”文革”的年代里，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估价、对一些重大事件的评论，一般都是以“二报一刊”的形式及时披露出来，以供人民群众学习、贯彻。当时的约定俗成的提法就是众所周知的“毛主席最新指示。”《人民日报》在报眼位置的《毛主席语录》栏里,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文革中，凡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全国各个城市皆半夜三更敲锣打鼓，游行庆祝。消息传到甘肃省会宁县，县城几千群众在红军会师楼前举行了庆祝大会。他们表示，“一定要在毛主席最新指示鼓舞下，再接再厉，努力把上山下乡工作做得更好，把斗、批、改各方面工作大大推进一步。” 从此,由城市居民到农村去,转化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在《人民日报》发稿的第三天,《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以及全国各个报刊先后转载《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一文,国内广播、电影和电视等媒体,也开足马力宣传上山下乡。会宁县由于那篇报道的原因，一夜之间变成了推动上山下乡的典型，作为“黄土高原上的一面红旗”，全国有许多省县派人来参观学习。王秀兰也因为那句豪言壮语，成为响应毛主席号召的核心人物。广播上有声，报纸上有名，电影记录片上有形，全世界的人通过这件事，知道了会宁县，更认识了“王大娘”。王秀兰成了当时家喻户晓、老少皆知的大名人。由此，王秀兰的命运得到了彻底改变，不仅有蜂拥的记者前来采访，而且她还被选为定西地区（现会宁县属白银市）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两名代表之一，于1975年1月赴北京参加全国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回县后不久，在河畔公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8年12月23日，会宁县革命委员会做出了《关于认真落实毛主席指示．做好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下乡落户的决定》，将城镇人口上山下乡安置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改为知识青年下乡安置领导小组和办公室。1969年1月11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在会宁县召开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现场会议，总结会宁县知识青年、城镇居民安家落户的经验，要求全省掀起一个上山下乡的新高潮。会议期间组织城镇居民2700多人和城区66、67、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794人，汽车装家具行李，人员整队从会师门出发，下农村安家落户，并拍摄了现场记录片。

 

　　1970年5月以后，下乡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知识青年上，并形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制度。知识青年、城镇居民上山下乡从1968年开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才停止，这些人在农村真正苦熬了10年。10年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1623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1978年10月“揭、批、查”运动中，下乡居民强烈要求返城。从70年代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1978年底，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调整政策，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的四个原则。并提出举办大学分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等，为更多的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创造学习和就业条件，采取多种形式，妥善就业。此后，随着政策的落实，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告一段落。但当时国家对返城的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作了有关政策规定,1982年11月18目，中共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发出93号文件规定“1969年前后因受‘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号召的影响，被动员上出下乡的城镇居民(含战备疏散到农村的城镇居民)，在迁往农村后一直未得到妥善安置,生产、生活确有困难的，或人已返城镇居住，在农村失去了生产、生活条件的，可准予返城落户。”上山下乡运动整整持续了10年，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还会有获准返城的一天，很多适龄青年与当地农民结婚，从而失去了合法的返城条件，造成一家半城半农，妻子、儿女没有合法的城镇户口，不得不造成家庭破裂，夫妻离异，心灵上留下创伤。小说《孽债》就是那段历史的一个生动写照。有些居民受不了农村的苦，有的干脆全家搬到县城撇开农村，形成了半家有户口、半家是“黑户”的状况。

 

　　促成上山下乡这场运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防止和平演变这样的宏观战略动机，也有解决城市就业问题的实际考虑，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骚动一时的红卫兵运动，稳定了城市。发生在41年前的城镇居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它积极的一面。一方面缓解了城市就业困难，支援了农业建设，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使知识青年本身得到了锻炼。从另一个角度讲，上山下乡使他们更早地投身了社会，受到了磨炼，增长才干，体验了民间的疾苦。由于有这段经历，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后来成为了社会的精英。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在青春年华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青的机会，造成人才生长的断层，绐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影响，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花费了大量经费。会宁是个贫困县，地方财政一直紧张。但是从1962年到1981年的20年间，为动员城镇居民和知识青年下乡，县财政共支付费用113.5万元。据统计全国为安置城镇居民和知青所花费的经费超过100亿元。知识青年的家长和部分地区的农民也为此加重了负担。这在当时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邓小平曾说：我们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

　　

　　回首往事，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那场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早已成为历史。虽然它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是一次不成功的探索和尝试，但作为历史，它仍然留给人们许多宝贵的东西。今天我们重新翻开这一页历史加以剖析，回过头来冷静的加以反思，就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但历史是公正的，后人自然会对这段历史做出客观的评价。

　　

　　作者：郭忠庆，甘肃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研究馆员、学术部部长、纪委书记。

　　参考文献：《甘肃党史工作》（2008.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浪潮是怎样形成的？》赵仕枢）、会宁县党史资料